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热播后，使一口据说要经过三万六千次手工锻打而成的章丘铁锅，迅速蹿红网络，成了一口“网红锅”，海外订单不断。

　　这口章丘铁锅红了，红在其制造需经十二道工序、十八遍火候，这背后折射出传统手艺的品质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突出重要性。但是，反观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现状，“重使用、轻培养”，造成高技术技能人才长期短缺，对此，代表委员们深表忧心。

　　“高级蓝领荒”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软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不少来自生产一线、高校、工会界的代表委员，对此十分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技术开发部副部长周慧这些年在一线工作，她发现，企业现在普遍奇缺懂编程、会操控的技术工人。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在调查中也发现，在复杂的国际市场，像吉利汽车这样的企业，对优秀技术人才需求的迫切性，在某种程度上已高于对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需求。

　　“我国高技能人才储备量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很不匹配。”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劲波说，根据人社部2018年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共有技能劳动者1.65亿人，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3%；高技能人才4791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29%。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的水平。技能劳动者比例偏低且结构不合理，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用工需求扩大的重要瓶颈。

　　“重使用轻培养”带来“人才荒”

　　究竟是什么造成高技术技能人才短缺？

　　“首先，社会传统价值观在源头上抑制了供给。”全国政协委员、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说，中国社会“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导致很少有家庭愿意让孩子上职业院校。

　　“当然，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才的培养质量。”詹纯新认为，我国职业技术教育规模世界最大，职业院校已达到1.17万所，每年招生928.24万人。在现代制造业、新兴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但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一直比较弱势，毕业生进入工厂后，获得的继续教育机会很少，自我提升的途径不多。

　　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不断上涨的城市生活成本，也造成了技能人才队伍的不稳定。“虽然我们在10多个园区内建了单身公寓等配套设施，但还是有相当比例的技工在工作四五年后，选择返乡，而非继续走技能发展之路。”詹纯新说。

　　此外，高技能人才尊严感缺失和社会上存在的“重使用、轻培养”认识惯性，使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也是重要的诱因。这两天，63名总工会界委员在提交给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一份提案中明确指出，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投入不足、培训资金来源单一、高技能人才职级及工资梯度低、薪酬水平不高等，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营造有利于技术人才成长的社会氛围

　　如何求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高技能人才短缺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北省科协副主席丁烈云认为，职业教育界应当乘国家政策鼓励的东风，加大与企业资源整合的力度，做实工学结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各级政府也应多措并举，鼓励企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类企业创办有品质、高水平的职业教育。

　　企业主动搭建事业发展平台，让干事者能干成事、想成长者能成长，也是提高高技能人才归属感、尊严感的关键。结合自己的经历，周慧建议，企业应当结合自身需求，尽可能多地给一线工人创造机会，培养能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的高技能人才。

　　周慧介绍，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有个国家级“钱辛慰技能大师工作室”，特别受员工欢迎。这个工作室是由一批一流的高技能人才带头，采用以师带徒的方式来培养工匠。在这个工作室内，普通工人只要干得好，一样可以被聘为高级技师，一样可以拿到和高级工程师相当的收入。

　　针对高技能人才存在发展“天花板”问题，总工会界63名委员则建议，完善职业技能鉴定体系，扩大企业技能评价自主权，优化奖补方式，推行技能等级晋升奖补和购房或租房补贴制度，打通人才成长的“中梗阻”。

　　尊严感不只是地位上的尊重，“既要满足技术工人的精神需求，也要给他们体面的物质生活。”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建议，各级政府、企业要不断完善产业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薪酬体系和创新激励机制，想方设法让一线员工也能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使他们能安居乐业，并在整个社会营造有利于技术人才成长的氛围，“如此，章丘铁锅才不至于成为一口红了品质、冷了高技能人才情怀的‘网红锅’”。（本报北京3月7日电 记者 柯进 禹跃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