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已经上天，马桶却还在漏水，开关虽不常用，但一碰就坏！”谈及我国社会各领域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极端表现，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范鹏有些忧虑。
“很多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程度，有点儿像我们的城乡差距。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职业教育没有充分发力。”范鹏说，“庆幸的是，在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我们已经认识到职业教育对于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作用。”
在日本抢购马桶、电饭煲，在法国抢购兰蔻、爱马仕、香奈儿，在瑞士抢购手表……谈到中国制造曾经的这些酸辛过往，全国两会的不少代表委员感慨万千，大家期待新时代的职业教育能支撑未来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真金白银的投入背后是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厚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传递了职业教育最强音，篇幅很长、力度很大，为历次报告少见。”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马国湘认为，高职扩招100万，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符合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国情。
全国人大代表、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科研与督导处主任杨德芹认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而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就是要破解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高素质劳动者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荒”问题。
目前，我国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较低，大约只有33%接受过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他们的收入水平很难提高。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邯郸武安市裕华钢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树华说，他们公司有1.1万名员工。企业要实现绿色发展，实现产品高端化，技术工人就得由原来占比30%提高到60%—70%，甚至更高，这就迫切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过去我们也在讲重视职业教育，但从未像今年这么重视：职业教育不仅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还前所未有地将职业教育放在经济部分进行部署，计划扩招100万人，大幅增加财政投入。”范鹏边说边屈指盘算着。在去年22万亿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占比14.6%；今年，在几乎所有公共事业支出缩减的情况下，教育不减反增，占比将达到14.8%。
更让范鹏印象深刻的是，由财政部编制的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对于“可贵的0.2个百分点”，规划了清晰的投向——中央财政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安排237.21亿元，增长26.6%。
范鹏认为，这些落在真金白银上的重视，折射出的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国家对于职业教育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寄予了厚望。
高质量发展急需“大国工匠”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今年首项重点工作任务。这其实也给职教界提前透了题，发去了人才培养的“邀请函”。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泰州市市长史立军说，纵观世界工业发展历程，所有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大国。借鉴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经验，我国要想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就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但是，同样是生产开关，德国和瑞士的开关往往更经久耐用。工匠精神缺失和工匠能力之不足，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范鹏说。
问题的症结何在？史立军认为，从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实践来看，还存在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校企协同不力等方面短板，具体表现为：在国家没有具体可操作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的前提下，联合培养学生并未成为企业必须履行的一项社会责任；在企业经营主要以营利为导向的情况下，虽然有些企业投入资金或设备，与学校合作共建实训基地，联合培养学生，但因学生平时实训不足，导致其技能水平与企业要求存在差距，学生的企业实习实际上变成了消耗性实习，造成企业投入难以“产出”。久而久之，产教融合实际上变成了“挂在墙上的计划书”。
一些代表委员也认为，人才“入口”难、“出口”不畅，是制约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最大外部性因素。史立军分析说，受“学历至上论”的传统观念影响，职业院校长期以来面临生源质量难以改善、学生毕业发展前景不明朗和工作待遇地位不高等现实困扰。这导致多个行业领域亮起了高技能人才后继无人的“红灯”。
以“卡脖子”的芯片为例，过去5年，我国芯片的自给率从5%上升到25%以上，我国制造了全世界75%以上的手机和平板电脑，产业链已经融入全球。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傲霜不无忧虑地说，尽管我国集成电路技术取得较大进展，但与国际最先进主流生产工艺相比仍相差两代。我国高端通用芯片市场的六成多，被摩根、波士顿、高通、英特尔等美国六大集成电路供应商垄断，集成电路高端专用设备生产线所用装备95%都从国外进口。如何解题，闫傲霜建议，在加强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时，有条件的职业教育机构要着手培养微电子产业的实用型技能人才，使他们成为未来的“大国工匠”。
打响人才培养质量“攻坚战”
闫傲霜的担心不无道理。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面临升级转型后后继无人的尴尬，越来越多的新兴产业正遭遇着高素质技能人才千金难求的困境。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在这场产业革命面前，中国的职业教育能否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队员”，关键在职业教育能否痛定思痛，来一场壮士断腕般的革命。
针对校企合作不顺等问题，马国湘建议，国家有必要建立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多元参与的协调机制，条件成熟时甚至可考虑组建国家职业教育管理局，同时给予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让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符合产业发展要求，更加实用。
就促进包括高职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资源统筹发展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建议，国家对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远程教育等统一实行注册入学、统一毕业标准，宽进严出；通过制定注册入学政策法规、构建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健全配套的投入与激励机制，推进多种类型学历继续教育融合发展。同时，还要建立统一的高等教育最低质量标准，通过颁布统一的国家标准，使包括高职在内的各类教育文凭能真正做到“同质等效”。
校企合作育人，究竟怎么做才有效？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举了一个案例：他在湖南一所职校调研时发现，有知名企业把其最新式的设备都放到学校建的车间里，甚至有些企业把自己的生产线也放到学校。这样，学生的实习实训、企业自身的员工培训，都可以在里面完成，一举多得。
这几年，经济发达的江苏在发展职业教育上多有尝试。葛道凯介绍，这几年，聚焦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社会参与度不高等问题，江苏打了一套“组合拳”：推动普高与中职学生双向交流，试点举办综合高中班，为学生提供多样多次选择机会；在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方面，重点建设50所左右扎根江苏的一流中等职业学校，并实施高职教育创新发展卓越计划，立项建设22所省高水平高职院校；同时，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成熟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既能回应和满足时代需求，也能主动“下海”，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锤炼自己。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朱世宏说，四川的职业教育将围绕当地的产业发展战略，优化职业院校和专业布局，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提高专业与经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同时聚焦国家战略，加强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的能力，以服务来检验人才培养质量。
